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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投資方和導演的矛盾似乎沒有編劇和演員的那麼明顯，這種“錶面的平靜”並不代表矛盾已經被化解，而是主導權被一方掌控，另一方無從化解，自然就“沒有”矛盾了。一位知名影視策劃人謝曉虎，向今報記者道出了業內的這種亂象。□東方今報記者 趙珈
　　現象導演都是投資方定的，叫他如何不妥協？
　　電視劇《紅高粱》籌拍時，導演鄭曉龍向他心目中的主角——5名女演員和5名男演員群發了短信，最先回覆他的女演員是周迅，而男演員是朱亞文，他們聊得很投機，所以就有了劇版《紅高粱》這樣的男、女主角配置。但不是每一個導演都這麼“幸運”，能夠選擇自己覺得合適的男女主角，只有幾位像鄭曉龍這樣收視率高的大牌導演，才能有定演員的權力。別說選演員了，籌集不到資金，導演想要拍的題材和故事也只能想想。“以前電視劇是由導演來拍板的，後來是聽編劇的，現在是聽投資方的，國內的製片人和投資方其實是‘一伙’的。”資深影視策劃人謝曉虎說，這已經成了電視圈的普遍現象，現在的影視劇製作流程是由投資方委派製作人來選劇本、找導演、定演員，導演有權推薦演員，但是無權拍板定演員。“導演可以確定除了男女一號以外的演員，但也免不了要安排投資方安插的熟人演員，能塞的都得塞進去。”謝曉虎說。除了選演員上的妥協，導演還要面臨以製片人為代表的投資方“節約成本”、“植入廣告”等讓人頭疼的要求。就拿高希希為例，2010年《美麗鮮花在開放》這部劇由高希希從投資方那裡全權承包下來，對於投資方拉來的植入廣告，高希希就全部拒絕了。可是到了2011年拍《楚漢傳奇》的時候，雖然沒有植入廣告，但是高希希只對陳道明的戲份負責，情節註水、關係戶的安插，他都沒能掌控。
　　原因因為利益投資方選擇了演員，忽視導演至於“導演只負責把劇本變成劇”的這種話語權的喪失現象，謝曉虎分析有兩種原因，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投資方掌握了資金，有了話語權，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內地電視劇制播分離制度，加上供大於求形成了惡性循環，以導演為代表的電視劇品質，敗給了投資方追求的明星效應。“以前內地電視劇是電視臺牽頭在拍，比如1990年的《渴望》，是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拍的，到了衛視當道的時候，很多電視臺不具備先進的電視劇製作水平，於是就找製作公司來做。這個時候還是由導演牽頭的，因為電視劇、演員都便宜，而且供求關係基本上是拍多少賣多少，這時候導演拍得好不好，是電視劇賣得好不好的一個決定因素。”謝曉虎說，從2009年到2013年，電視劇的產量增長在40%左右，從每年拍10000集到每年拍17000集，但是電視臺每年播出的電視劇一直保持在7000~8000集，這就使得投資方承受了更大的風險。由於導演只對電視劇的藝術質量負責，不對能否賣出去負責，所以在投資方那裡，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。“投資方為了能把劇賣出去，首先拼的就是演員，這時投資方就選擇了演員，放棄了導演、編劇這些創作者，原因是‘只要有號召力強的演員，拍得再爛也能賣出去’。”謝曉虎說，《青春期撞上更年期2》就是一個例子，片方邀請了馬伊琍、杜淳主演，光是片酬就花費了上千萬元，但是播出後沒多久就撤下了，因為實在粗製濫造，但這不是導演的問題。“2009年的時候我們請韓國演員，那時候他們的價格是每集18萬元左右，我們都覺得貴得不可思議。可是現在，內地的大牌演員要價都漲到了70萬元一集，占了製作費用的四分之三，電視劇的水準就很難保證了。”謝曉虎說，投資方找演員都集中在電視臺認可的有收視率的演員上，所以演員的片酬也被哄抬了起來。
　　解決“一劇一星”是電視劇創作者的“救星”？
　　內地電視劇的製作何時能回到正軌？這和廣電總局的政策是分不開的。謝曉虎說，現在廣電總局鼓勵的“一劇一星”，即一部劇只能賣一家上星衛視的政策，或許就是導演及編劇這些電視劇質量的第一負責人的“救星”。“一部劇想要收回成本，要依靠賣給電視臺的收入。例如《一代梟雄》，賣給四家衛視，每集每家60萬元，再賣一次二輪播出，還有賣給網絡，它每集成本在200萬元左右，每集能賺120萬元。四家衛視能吃得下這麼大的菜，但是換成一家衛視買一部劇的話，誰也不會花幾百萬元去買一集，因為廣告收入沒達到這個程度。所以，‘一劇一星’會讓電視劇縮小成本、減產，會讓演員片酬降下來，讓電視劇普遍銷路更好，進而讓電視臺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。”謝曉虎分析道。“一劇一星”還可以有效制止植入廣告的泛濫。因為電視臺買劇主要是用來廣告招商，如果電視劇植入的廣告和招商來的廣告有衝突，最頭疼的不是導演，而是電視臺。當一部劇只能在一個電視臺播出時，電視臺的權力就大了，大可以購買植入廣告不是那麼多的劇。一鍵分享到【網絡編輯：鄭國鋒】【打印】【頂部】【關閉】
　　 　　（原標題：在利益面前 導演敗了）